Point Grey

不言而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发生、可能导致公共危机、政府机关需要动员社会资源应对危急情形时，应当贯彻应急法治原则，及时依法采取公共危机管理所需应急处置措施，确保公民权利能够获得有效保护，公共权力能够有效行使和制约，二者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这种权利最初源于隐私权，但在数据时代下，其保护对象已不再限于个人隐私，而覆盖所有直接或间接能够对个体予以识别的数据，这也是所谓的个人信息起步于隐私，但又不止于隐私的意涵。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之所以公布到楼栋单元的细致程度，除因为传染情况最为严重，防控压力最大，就在于已有的病毒研究已证实：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身体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

但信息权却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这也使其一方面可以对抗来自私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干预，也能够抵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和不当使用。因此，公布患者住址具体至楼栋和单元更有利于易感人群的提前知情和预防，更有利于公权机关提前介入，并有效进行预防诊治。这种同意要求不仅及于对数据的采集、也及于对数据的传播、加工或其他处理行为。德国和欧盟的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中都相继明示，基于人口普查、实现国家防卫、经济、社会、交通警察任务的数据收集力求不感染、坚决不传染，说明言辞恳切，闻之动容。

其原因在于，基于民主正当性要求，法律保留原则将限制基本权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但立法者亦有可能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而恣意开出空白支票，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之下又有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即法律的授权应尽可能明确其内容、界限和期限。如果此时我们再滑向紧急状态下无法律的极端，无疑又会陷入另一场浩劫。1949年中共建政，诗人胡风发自肺腑地写到时间开始了。

罗马法的精神何在？登特列夫教授指出，罗马法出于一隅，终成为世界性的法律，根本的依靠不是强力，而是理性。因此，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实际上将未被收纳的一些特别私法规范让诸商法去调整。路漫漫兮，吾人当上下而求索。几代民法学者的夙愿得偿，未始不是一件幸事。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时间开始了。此外，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还有不容忽视但可能被遮蔽的两点意义。

我国的民法典，与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典范围上有所不同，不以普通私法为限，还容纳了一部分作为特别私法的商法的内容。但是中国民法学的科学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中国民法典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尚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如何建立完备的中国民法学体系，如何弘扬民法的私人自治精神，正确解释适用民法典，成为每一个民法学者、法律共同体成员乃至每一个仰给于民法的社会成员光荣而神圣的职责。1982年的宪法在体例上，刻意将公民的权利义务章置于国家机构章之前，无非是要突出一点：公民是国家之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法典的颁行同时也就是罗马法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应用。

所以，民法典颁布，在私法部门内部，为民法和商法划定各自的地盘，定分止争，这层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因此，在一个利益愈益多元，矛盾愈益复杂，探索之路愈益艰难的社会，市民社会如何组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如何摆放，不再是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而是让诸民法典——写在纸上的理性，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人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乃各种国家机构存在的正当化基础。民法典正是宪法宣示的人民基本权利制度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全面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人民权益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与完全民商合一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同，大部分商法规范还是留在我国民法典之外，另做处理。

让写在纸上的理性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更是民法典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之所在。另一方面，更为重大的一层意义可能在于，民法典的颁布，实际上预示着中国社会踏上进一步现代化的征程。

尽管我国民法典采取折中的民商合一体制，但是，除了民法总则编和物权编、合同编里容纳了部分商法制度外，作为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单行法的共通性的商事制度如何整合，必将成为后民法典时代学界的重要话题和立法的重要内容。而民法和中国发生联系，溯自清末。鲁道夫·冯·耶林在《罗马法精神》里有一段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是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内容繁杂、术语深奥、结构严谨、理论博大精深。这种现代化的探索过程虽然痛苦而艰难，却是无可逆转的。（本文是为友人文集所写序言的一部分，现略加增改用公号发表） 进入专题： 民法典

1982年的宪法在体例上，刻意将公民的权利义务章置于国家机构章之前，无非是要突出一点：公民是国家之本。罗马法的精神何在？登特列夫教授指出，罗马法出于一隅，终成为世界性的法律，根本的依靠不是强力，而是理性。

人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乃各种国家机构存在的正当化基础。这些意义都是秉承现行宪法而来。

尽管我国民法典采取折中的民商合一体制，但是，除了民法总则编和物权编、合同编里容纳了部分商法制度外，作为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单行法的共通性的商事制度如何整合，必将成为后民法典时代学界的重要话题和立法的重要内容。鲁道夫·冯·耶林在《罗马法精神》里有一段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则是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

从光绪33年（1907年）开始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到1925年北京政府的民律二草，经由1929年至1931年告成的中华民国民法，乃至于新中国的五次民法起草或编纂，民法典制定的历次尝试，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和这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紧密相连的。民法典正是宪法宣示的人民基本权利制度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个利益愈益多元，矛盾愈益复杂，探索之路愈益艰难的社会，市民社会如何组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如何摆放，不再是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而是让诸民法典——写在纸上的理性，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这种现代化的探索过程虽然痛苦而艰难，却是无可逆转的。

（本文是为友人文集所写序言的一部分，现略加增改用公号发表） 进入专题： 民法典 。另一方面，更为重大的一层意义可能在于，民法典的颁布，实际上预示着中国社会踏上进一步现代化的征程。

一方面，民法典的出台，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商法律部门的格局。1949年中共建政，诗人胡风发自肺腑地写到时间开始了。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全面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人民权益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几代民法学者的夙愿得偿，未始不是一件幸事。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时间开始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法典的颁行同时也就是罗马法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应用。与完全民商合一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同，大部分商法规范还是留在我国民法典之外，另做处理。所以，民法典颁布，在私法部门内部，为民法和商法划定各自的地盘，定分止争，这层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此外，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还有不容忽视但可能被遮蔽的两点意义。因此，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实际上将未被收纳的一些特别私法规范让诸商法去调整。

我国的民法典，与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典范围上有所不同，不以普通私法为限，还容纳了一部分作为特别私法的商法的内容。蒋梦麟先生的《西潮》一书，述之备矣。

而民法和中国发生联系，溯自清末。让写在纸上的理性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更是民法典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之所在。